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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主計總處推估今年台灣超額儲蓄可能續創新高，來到新台幣3.17兆元。這也將是繼2020年首度突破3兆新台幣整數大關後，連續兩年寫下新頁。理論上，這個消息乍聽之下相當不錯，因為從超額儲蓄的概念來看，這代表包括國家、企業及人民在內的族群，能花的錢變多了。簡單來說，就是一整個國家的收入扣掉消費或投資支出後，所餘留下來的所得增加了。而這部分的所得愈多，意味潛在或未來的消費與投資能力愈強，這當然不是一件壞事。

只是，當主計總處公布這個訊息時，外界卻不這麼看，甚至有點擔心。擔心什麼？其一，超額儲蓄幾乎年年增加，且增加的速度愈來愈快、規模愈來愈大。背後隱含的，恐怕是整體消費與投資動能不彰，錢沒有地方去，才會讓超額儲蓄規模大幅膨脹。而當消費及投資動能疲軟，經濟走勢自然就會受到拖累。其二，當實質的消費與投資無法滿足龐大游資時，資金除了不花存起來這個選項外，另一個最有可能也是現在進行式的選項，就是前進房市與股市，催生並吹大資產泡沫，從而拉高整體金融市場的風險。這兩個結果，顯然都不是好事。

兩造說法，看似都有道理。但究竟孰真孰假，似乎也無一個標準答案。這就不免令人想到，大一剛接觸經濟學時，老師在課堂上所提到節儉的矛盾(paradox of thrift)例子。所謂節儉的矛盾，係指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整個社會若是想儲蓄更多而不願消費，將使國民所得減少、失業增加，進而導致最終的儲蓄總量不增反減。簡言之，就是想儲蓄愈多，卻造成反效果的意思。

用學術一點的說法來說，這是立基於凱因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亦即，在一個未達充分就業或經濟處於衰退階段的社會(即存在生產過剩或失業人口)，當人們「自發性儲蓄」傾向提高、「自發性消費」意願減弱，會透過乘數效果造成總合需求的下滑，進而壓低均衡所得。而均衡所得下降，會使得「誘發性儲蓄」跟著減少。一旦「誘發性儲蓄」減少規模大於「自發性儲蓄」增加規模，節儉的矛盾自然而然就發生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總合需求的下滑，會加劇生產過剩問題，使得廠商投資意願更加低落，失業問題也變得更為嚴重，經濟表現自然也就每況愈下，讓儲蓄難以累積。

儘管非凱因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對此一論點大多不表認同。比如從需求面來看，當自發性儲蓄增加導致總合需求下滑時，物價也會跟著下降並重新刺激需求；或是從借貸行為來看，自發性儲蓄增加會拉高可貸資金，使得利率下降，連帶也會刺激消費及投資；抑或從國際貿易角度來看，如果跳脫封閉經濟體系的假設，自發性儲蓄增加並不會造成生產過剩問題，因為會被他國消費所吸收，因此最終節儉的矛盾，不見得會發生。

對於這些批評，凱因斯學派當然也有諸多反駁的說法，但此並非本文討論重點，暫且打住不談。回到真實情況來看，在台灣，超額儲蓄是否真會形成節儉的矛盾，打破傳統美德的幻想，進而傷害經濟成長，其實並無充分的證據可以證明。光以去年實際數據做個簡單的對比，即可發現，雖然超額儲蓄創下歷年新高的3兆新台幣，但台灣經濟成長率卻也同步寫下3.11%的亮眼成績單。顯見節儉的矛盾，並未真正發生。

此外，主計總處專員黃玉均在2019年的一篇論著「近年我國超額儲蓄之變化」指出，超額儲蓄與經濟成長無必然之關係。其強調影響超額儲蓄之因素非常眾多且多元，並以2001-2018年美國、日本、德國、南韓、新加坡、台灣及中國大陸的相關資料相互比對，發現超額儲蓄與經濟成長並無顯著因果關係。確實，包括國內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貿易順(逆)差、國外要素所得、國外經常移轉收入等在內的項目，都可能是影響超額儲蓄的因素。即便消費及投資不振使得超額儲蓄大增，但從國民所得恆等式來看，這不啻也意味著淨出口產生的貿易順差亦同步大增。換句話說，這是標準先有雞再有蛋的問題。如果作為加項的所得不夠大，那麼就算減項的消費或投資很小，超額儲蓄還是不會很大。

直接看去年的實際數據，或許更為清楚。根據主計總處的說法，2020年台灣超額儲蓄之所以一舉突破3兆新台幣，主要有三大因素造成，分別為(1)出口表現比預期好使得GDP上揚、(2)民間消費由於疫情而大幅下滑、(3)適逢境外資金匯回高峰，聯袂推動國民儲蓄升至7.7兆的歷年新高。因此即使投資率(國內投資毛額占GNI比率)連三年回溫且創下近十年高點的23%，但仍無法抵銷國民儲蓄的增幅，因而使超額儲蓄亦同步創下新高。也就是說，去年超額儲蓄創新高背後，主要是淨出口與境外資金匯回所造成，而這些就是前面所說的加項部分。

總的來說，台灣雖不存在節儉矛盾的現象，但由超額儲蓄衍生出的兩個主要問題—投資不足與資產泡沫風險，卻仍是無法輕忽的大隱憂。特別是在投資不足部分，雖然前述提及近三年台灣投資率連續回溫，但若把時間拉長來看，其實台灣的投資率還是處於下降的趨勢。比如，以十年為一周期，可以清楚發現，1990-1999年台灣投資率平均約為26.6%，但到了下一個十年(2000-2009年)，投資率已下滑到22.9%，最近十年(2010-2019年)甚至再滑落到22.1%。從高到低，足足掉了4.5%。

再從橫剖面來看，就算是與鄰近國家比較，近十年台灣投資率表現也顯得不太及格。例如，韓國(31.2%)與新加坡(27.3%)，就遠遠超過我們，而差距相對較小的日本(23.4%)與香港(22.7%)，也還是比我們高。更不用說，面臨龐大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壓力的中國，更是年年都超過四成。這清楚意味著，台灣的投資率著實有著極大的改善空間。

幸運的是，近幾年政府各相關部會，包括央行、財政部及國發會等都已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並嘗試提出解決之道。這三年投資率的回升，或許就是政策牛肉逐漸發酵的結果。最近國發會甚至加碼研擬「促進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產業輔導要點」，打算利用私募股權基金(PE)在產業上的專業知識與投資眼光，來引導規模龐大的保險業資金(概估約29兆新台幣)透過PE，前進六大核心戰略、五加二、公共建設以及有助國家轉型升級的產業，從而解決投資不足所形成的超額儲蓄問題。

這顯然是個立意良善且有一箭雙鵰意味的政策。因為這個政策如果奏效，不只可順利引導資金流向實體投資、協助國內產業轉型升級，還可進一步降低金融資產泡沫風險，確實值得掌聲與肯定。不過，同樣是將資金引導到實體投資，PE較為偏好或鎖定的對象，恐怕是比較晚期或即將出場的企業，若能把投資範圍擴展到更為早期的新創，或許更可以帶動整體產業的投資風氣，相信也更有助國內產業的轉型升級。

畢竟政府雖已成立台杉這類的國家級投資公司鎖定新創，也有眾多天使投資人、創投與企業創投在關注早期階段的新創，但錢永遠不會有人嫌少，而且，絕大部分新創還是嗷嗷待哺，需要政策更多關愛的眼神。以保險業這麼大規模的資金部位來看，稍降甘霖，應該就能充分活絡早期資金這個市場。甚至也可以探索如何與即將上路的「創新板」及「戰略新板」結合，進而打造出一個更為全面與完善的創新創業生態系。這都是未來值得思考的方向。

節儉，最終會成為美德還是矛盾，恐怕還是存乎政府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