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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勢在必行，資金課題成為現階段最大的挑戰！
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工業革命之前，全球僅1/1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現今全球則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國際移民組織估計，全球每週都有300多萬的居民從鄉村遷往都市居住，到2040年，都市會再增加25億人口。2050年更是有超過40座城市會發展成超過千萬人的巨型城市（Megacity）。
然而，隨著都市化的加劇，老舊的基礎建設與系統將無法承擔更多人口所衍生出來各式各樣的城市生活問題，例如：能源供應、交通壅塞、城市健康與環境保護、健康照護、災難預防…等等皆隨著人口的增加與高齡社會而來。於此，城市型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需要設計出更好的運作流程，利用新興科技更有效率地解決都市所遇到的問題，打造更適合居住的智慧城市。2018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智慧城市：數字技術打造宜居家園」報告便探討了智慧城市建設帶來的潛在好處，據其估計，透過智慧城市建設的實施，攻擊和搶劫事件可降低30%-40%，應急響應時間縮短20%-35%，溫室氣體排放減少10%-15%，用水量降低20%-30%，通勤時間減少15%-20%，疾病負擔降低8%-15%。顯見發展智慧城市有助於使現代城市成為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場所。除了大型城市需要進行數位轉型外，將新興科技應用於偏鄉亦有助改善城鄉差距及因應高齡社會問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
雖然，智慧城市已經是全球的主要方向，但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面臨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便是如何克服財源的短缺。智慧城市背後需要密集的技術作為底盤支撐，數位化的應用，首先便涉及大規模的感測器安裝，從而使數以萬計的感測裝置能夠實時收集各種資料資訊，以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的大面積更新，同樣是個浩大的工程。再者，新興技術的安裝與使用開支不菲，同時還面臨技術升級與迭代需支出的龐大費用，並非每個城市都有相應的預算來支撐起這樣一筆投入。根據英國SmartCitiesWorld與Signify聯合開展的研究顯示，資金問題被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為是建設智慧城市的最大挑戰。2020年8月份，我國副總統賴清德出席智慧城市論壇表示：「國家應該結合產官學研的力量，藉由交通、物流提升智慧城市生活，用科技、醫療彌補拉近城鄉差距，並將各城市的智慧交通整合成一個大聯盟，方便台灣把智慧國家發展經驗推廣到全世界。」、「智慧城市錢從哪裡來呢？國發會主委坐在這裡。」雖然，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智慧城市的財源籌措可能都還在動態調整當中，不過，各國在推動智慧城市投資資金面已衍生出部份解決方案或可作為我國參考。
錢從哪裏來？為克服財政困境，政府早有促參招商模式
為克服財政困境，政府早有促參招商模式，促參(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乃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稱「公私協力夥伴關係」，意指將傳統由政府自辦的公共建設，開放給民間來興建及營運，透過民間的資金、創意及管理技術，讓公共服務品質更好。 根據我國在2000年公佈的促參法，促參(PPP)有很多不同方式，如BOT(Build-Operate-Transfer)指的民間部門與政府簽訂契約，由民門部門準備資金來興建(B)如高鐵,捷運等公共建設，或開發某項產業。政府將給予營運特許權(O)，取得特許權之民間部門將可在契約期限內壟斷經營該公共建設，並擁有所衍生的各項利益。經過一段時間後，民間部門需將整個經營權移轉給政府。除了BOT外，亦衍生出無償BTO（Build-Transfer-Operate）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有償BTO（Build-Transfer-Operate）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設施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OT（Operate-Transfer）：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OO（Build-Own-Operate）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等不同模式。
近期，台北市「數位內容創新中心 BOT 案」達31.8 億元，新北市則有瑞芳區醫療長照設施大樓BOT+BTO案正在招商，台南市政府則與宏碁簽定「臺南市第二期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興建營運移轉案」（臺南BOT二期），將在臺南市北區、南區、安平區、歸仁區建置2,000席智慧停車格。並在這2,000席內選定60席格位，設置具備充電服務的停車計費設備。
對政府來說BOT最大的好處是財務負擔與風險可全數轉由民間部門來承擔，緩和政府的財政壓力，而其挑戰與缺點則是需提供給民間部門興建該公共建設誘因，包含利濶與商機、稅賦減免、補貼或土地開發等。再者，民間部門籌資能力有限，未來成本、收益的評估也將影響整個BOT案的成敗。最後，由民間營運也可能非以公共利益最大為考量。再者，智慧城市涉及資安，或許存在國安問題，是否所有智慧城市項目都適合由民間獨立營運需行評估。
圖1 宏碁智通整合充電樁為台南打造智慧城市
錢從哪裏來？傳統籌資模式還是主流，但占比將降低
根據ESI ThoughtLab 對全球163個城市的調查研究，目前，智慧城市資金最依賴私部門融資、政府借款、公部門資金與補助。但是，在未來的三年，這些傳統籌資模式占比將會降低。相反地，政府會希望有更多的慈善支持（由16%增加至50%）、供應商融資（由20%增加至46%）、群眾募資（由37%增加至59%）以及多邊和發展資金（由31%增加至549%）。該研究結果顯示，未來智慧城市不僅需要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籌資模式也需要創新。
圖2 智慧城市籌資模式調查
錢從哪裏來？主權投資基金或許是智慧城市的解方
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估計，2020-2030 年間，全球基礎設施所需的總投資，包括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成本，約為 38 萬億美元。當政府為了城市建設傷透腦筋之際，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政府並非沒有資金可用，而是資金沒有流向正確的地方。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和公共養老金、主權財富基金、股票基金和全球公共基金，如捐助者、基金會和捐贈基金等可用投資總額高達 98 萬億美元。
其中，主權投資基金可以簡單地將其視為管理大量資產的政府附屬投資工具。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養老基金（聯邦和州）、傳統的主權財富基金、中央銀行儲備基金、國有企業和由政府附屬資本支持的各種政策驅動的投資基金。全球主權投資基金總金額約為 40 萬億美元，足以彌補基礎設施資金的缺口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成本。
圖3 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2020-2030所需之基礎設施投資
淡馬錫則是世界上最為知名的主權投資基金之一，其成立於1974年6月25日，由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根據新加坡公司法創建，隸屬於財政部，新加坡政府成立淡馬錫的最初目的是主導國家經濟發展，設立專門部門收集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讓財政部和內閣清楚掌握國有企業的表現，以鞏固新加坡經濟。成立初期，淡馬錫投資範圍僅限於新加坡國內，2002年何晶擔任總裁後，淡馬錫投資領域開始邁向國際化。截至2020年3月底，淡馬錫投資地區以亞洲66%為最大宗，其中，又以中國29%最高、新加坡國內24%次之。淡馬錫投資收益驚人，據淡馬錫最新一期年報資料其投資組合市值已經高達3,060億新元，過去10年已成長1,200億新元，在過去20年中增至約三倍。雖然受到肺炎衝擊影響，1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2.28%，但自1974年成立以來的46年間，複合年化股東總回報率高達14%；20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6%；10年期股東總回報率為5%。整體而言，過去除了SARS、金融風暴等外部不利因素外，投資組合市值皆呈走揚趨勢，為股東創造高收益，也因為淡馬錫漂亮的營收數字，為新加坡政府財政增加了不少額外的財富。
若就投資領域來看，金融服務、電信、媒體與科技、消費與房地產、交通與工業為淡馬錫主要投資之領域，同時，亦相當關注能源與資源等關乎永續發展的投資案，在淡馬錫希望其投資組合公司可作為為推動社會進步貢獻力量的期待下，智慧城市發展所需技術相關的投資案件亦不在少數。綜言之，淡馬錫在新加坡發展智慧城市道路上除了提供直接性的財源助益外，其精準的早期投資眼光、技術趨勢判讀，皆成為新加坡創造推動智慧城市背後的「實力」。
淡馬錫對於發展智慧城市的貢獻部份，除了基金投資獲利可直接回饋給國家外，淡馬錫亦建立的一家非盈利性慈善機構－淡馬錫基金會（Temasek Fundation）。淡馬錫基金會致力透過教育、健康護理、知識和研究，投資於未來一代為不同種族、語言、宗教和文化的人們建立跨越鴻溝的橋樑推進更好的治理和監管功能支持災害緊急求援與復建援助，為亞洲（包括新加坡）社區作出貢獻。例如肺炎期間，淡馬錫基金會便為所有家庭提供免費的免洗消毒洗手液、為居民派發了1,100萬隻口罩、將100萬隻口罩送到年幼學童和餐飲業的一線工作人員手中，並向社群的不同群體捐贈25萬個血氧儀。智慧城市亦為淡馬錫基金會所關心的一環，淡馬錫基金會自2018年以來舉辦「宜居城市挑戰賽」尋求城市永續發展創新解決方案。
從淡馬鍚模式來看，不但為新加坡提供長期財源，亦具發掘智慧城市技術之功能。我國地方政府是否得以類淡馬鍚模式籌措地方智慧城市基礎建設資金值得進一步研議。
圖4 淡馬錫基金會投入社會回饋與城市永續發展
錢從哪裏來？把資料當金礦才能落實使用者付費降低財政負擔
結合科技與智慧城市產生的大量數據，可進一步評估最合適的金融籌資模型。以花旗集團為例，目前已協助許多美國城市進行智慧城市財務規劃，從公車的使用、道路維護、停車場、甚至緊急回應系統皆可透過大數據及金融科技來降低財政負擔。例如，即時的交通路況、各處的等車人數，可以用來幫助公車即時重新規劃路線與班次，讓資源使用更有效率，更符合民眾需求。同時，這些資料經過分析後，也可以吸引民間公司跟政府合作，提供不同的交通工具選擇。另一個例子是，地方政府可以透過街道與停車格的辨識系統、或是安裝在這些機動車輛上的感應與紀錄器，追蹤與分析各業者使用道路的狀況，進而跟業者收取新的建置、或是維護費用，降低智慧城市費用負擔，落實使用者付費的原則。這些資訊也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現金流，協助政府與時俱進地調整預算來源與管理財政。有了更好的數據，城市愈智慧，便能吸引更多投資，降低更多自有支出，也更容易得到投資。
錢從哪裏來？與風險投資公司合作獲取資金和技術
一般來說，智慧城市所需之技術多是風險性較高的新興技術，對新興技術掌握度較高的莫過於風險投資機構，若政府部門與風險投資機構可以共同投資智慧城市基礎建設，不但政府部門可以減少財政壓力，風險投資機構也可以增加其投資標的出場機會。美國Pennsylvania洲的Erie是一個占地約50平方公里，人口約10萬人的小型城市，目前正利用Digital Alpha的前期投資50萬美元獲得雙倍補助，得以在城市周圍擴展免費公共 Wi-Fi，安裝監視器以監控公共安全並實現智慧照明，未來雙方則可獲得長期收益共享。Digital Alpha曾在2018年以1,000萬美元A輪資金投資成立於2010年的智慧城市諮詢公司Quantela，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演算技術，使地方政府與城市服務提供商能夠處理大量來自物聯網的實時數據和歷史數據，同時利用大數據，幫助管理者制定出更好的智慧城市基礎建設決策，而Quantela的任務便是在Erie的幾個低收入社區擴展Wi-Fi，此舉有利人們在美國的低收入社區進行投資，刺激這些低收入社區的經濟成長和創造就業機會。此外，將在市中心安裝監視器和智慧照明設備。一旦安裝了這些智慧照明，該市的電費每年將下降3萬美元，便可用來支付 Wi-Fi 服務的費用。雖然Quantela是屬於智慧城市財務規劃的金融科技公司，然而，相同的概念或可運用到其他類型的新興科技公司，一來風險投資機構相對了解新創的技術水平，風險性可以降低，二來，風險投資機構亦樂意為新創公司找到實證場域。
錢從哪裏來？群眾募資，強化公民參與
Carè在2018年曾就群眾募資應用至智慧城市進行討論，群眾募資是一種快速成長的募資模式，在國外已擴展為支持城市改善項目的一種方式。在荷蘭鹿特丹，市民利用群眾募資建造了一座木製人行橋，旨在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催化劑。在威爾士的格林科克，市民為一個多功能社區中心捐贈了總計 792,021 英鎊。2020年，台南市文化資產保護協會也曾在嘖嘖平台發起「緊急號召！「二二八烈士湯德章」故居搶救重建行動」，募得超過台幣 2,000萬元。透過允許公民向他們選擇的項目捐贈少量資金，智慧城市規劃將可更具參與性和包容性。然而，群眾募資也存在風險，它亦可能會將缺乏能力進行大量捐贈的公民排除在外。
圖5 2013年鹿特丹市民利用群眾募資打造木橋
政府還可以再多做點什麼？
綜整本文討論，未來智慧城市資金促參招商應該還是主要的模式，然而，無論是企業參與或者是群眾募資，政府部門都該給予充份的誘因，讓企業或公民參與。除了減稅或補貼外，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商機與利潤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可投資性」潛力，從而決定了對企業或公民投資者的吸引力。換言之，具備可擴展且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相對容易吸引資金進入，根據Omdia在2019年的報告，智慧照明和智慧停車是當今發展應用最多的智慧城市項目，主要在於其商業模式明確。智慧照明透過減少能耗和提高維護效率來節省成本。智慧停車則聚焦於創造新的收入，以及減少擁堵和汽車排放等等。這兩種應用的投資回報率都容易證明，智慧照明的投資回收期大約為6-8年，智慧停車的投資回收期為2-4年，投資者可從而判斷是否進行投資。另外，要吸引更多的民間投資，新興商機的發崛也相當重要，如本文所述，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金融科技公司希望透過大數據在開放金融的世界中大展身手，業者需要的是由更多不同場域的資料找尋新的商業機會，背後自然存在參與智慧城市的空間。就上述來看，在吸引投資者參與部份，政府可以再多下點功夫的是資料的「整合」與「優化」，作為民間部門看到商業機會的後盾。我國資料治理的進展相當緩慢，以金融業來說，現行制度下，連子公司提供客戶資料給母金控公司皆不合法。各家金融機構消費者資料欄位不統一，尚未整合。雖然政府提供MyData 平台，然而僅有公部門資料，但尚未開放民營機構提供資料。多數為結構化的金融資料尚且如此，更何況是非結構化的智慧城市數據。資料的串接與整合工程繁瑣並且涉及資安問題，地方政府或許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與技術能量得以處理，以致現今我國智慧城市資料仍待優化。就中央單位來看，目前並沒有一個專責單位來管理我國數位轉型（包含智慧城市）的資料，以致各領域資料分散，品質不佳。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新興科技業者要從零散的資料中發掘商機，難度也相當的高。若中央政府設置專職單位與地方政府合作提升資料品質，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民間機構在智慧城市中找到新應用。
在主權投資基金部份，雖然我國央行有高額的外匯存底，但央行已明確表示外匯存底為一國對外交易的流動性，應保持高度的安全性與流動性，不宜以主權投資基金模式操作。勞動基金則以投資我國上市公司為主，以新制的勞保基金來看前十大持股分別為台積電、聯發科、台達電、鴻海、聯華電子、中華電信、國泰金、富邦金、大立光、廣達電腦。基於安全性考量，資產管理操作採主權投資基金模式機會也很低。過去，我國中央政府為增進政府資產的管理效率，避免部分國家資產閒置，提升政府財政效能，國家發展委員會亦參考淡馬錫模式，於2017年成立國家級投資公司「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結合民間力量，積極促成投資國內「五+二」產業創新計畫，以驅動我國產業成長動能並為經濟注入活水。目前，台杉所投資的新創企業中已有2家公司上市，分別是2019年10月美國再生醫療公司Frequency Therapeutics在NASDAQ上市，以及光達公司Aeye於2021年2月透過SPAC借殼上市，預計2021年第2季完成交易後在NASDAQ交易所掛牌，足見台杉獲利潛力。未來相關的類主權基金模式是否適用於地方政府或特定產業，讓地方政府或特定產業得以自行成立類主權基金以為其基礎建設找到長期財源或許是可以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在群眾募資部份，雖然群眾募資金額與基礎建設投資金額不能相提並論，然而，群眾募資卻是提供公民參與度以及行銷相當不錯的方式，再者，我國群眾募資發展已有相當的成績，或許政府部門亦可盤點有沒有什麼項目適合以群眾募資來進行。
在數位化的時代下，把資料課題處理好，讓資料自己說話，政府發展智慧城市的籌資模式自然也會更靈活更多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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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幸宜(2021), “上半年促參商機逾800億元 台北市榮登全台推案王”, 鉅亨網, https://reurl.cc/R0rOmr
11.黃敦晴(2019), “智慧城市投資昂貴怎麼辦？花旗用金融科技大數據挖出新財源”, CSR天下, https://reurl.cc/KApa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