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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會前夕，七國財長總算達成共識，決議支持創設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至少15%。這是一項劃時代的決定，除具有高度里程碑意義外，也將會牽動數以百計跨國企業的全球布局策略，更可能成為之後世界性租稅協議的基礎，影響層面可說是相當廣泛及深遠。簡單來說，所謂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就是針對全球跨國企業，制定一個統一的最低稅率課稅標準。
為何要特別強調跨國企業而非一般企業？原因很簡單，因為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是以有無海外投資或獲利事實為課稅基準，而一般沒有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當然不會被納入課徵範圍。相對地，跨國企業，顧名思義，一定存在海外投資事實，也擁有強烈的避稅誘因，自然而然就成為被課徵的對象。
順此脈絡推論下去，創設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可以避免各國從事低稅率競賽，遏止稅基被大量侵蝕；另一是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可以降低跨國企業避稅誘因，壓抑利潤移轉行為。這清楚說明一個事實，不管是站在國家或企業的角度，在過去，全球稅負環境，確實存在龐大的租稅競爭與利潤移轉空間。
根據美國租稅與經濟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ITEP)的報告，光是2020年，美國就有超過50家年營收在4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跨國企業，不僅沒有繳交分毫的聯邦所得稅，甚至還可以領取高達30億美元的聯邦政府退稅金額。這意味著這些大型跨國企業，實際上的有效稅率，根本就是負的。而這也是為何G7、OECD、甚至是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想要撥亂反正的關鍵所在。
對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有了初步概念，也瞭解創設目的後，接下來當然就是要知道它究竟是怎麼運作。根據G7財長會議的會後公報，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在實際執行上，主要是賦予跨國企業母國(或總部所在國)一個具有強制性的課稅權力，可要求跨國企業補足低於最低稅率的海外獲利稅負差額。
以近年來普遍受到跨國企業(如蘋果或臉書等)喜愛、操作避稅的愛爾蘭為例(有興趣可以直接上央行臉書粉絲頁查看「雙層愛爾蘭夾荷蘭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a Dutch Sandwich)」一文)，其統一的企業所得稅率為12.5%，若是全球企業最低稅率15%正式實施，則有子公司註冊在愛爾蘭的跨國企業，就得補繳2.5%的補充稅負。對於那些已經在稅率更低的避稅天堂如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或薩摩亞等註冊的跨國企業來說，衝擊勢必更大。
歐盟稅務觀察站(EU Tax Observatory) 6月剛出爐的報告(Collecting the tax deficit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imulations for the European Union)就指出，如果全球企業最低稅率開始課徵，則在這種情況下，每個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都必須補繳低於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的補充稅負(或稱稅收赤字，tax deficit)，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在歐盟稅務觀察站這份報告中，其利用OECD國家別、Tørsløv, Wier and Zucman (2018): The Missing Profits of Nations這篇論文與部分跨國企業的稅務資料，分別模擬15%、21%、25%及30%四種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情境，得出歐盟企業所得稅收入一年(預估為2021年)將可增加483億、980億、1,678億及2,697億歐元，占歐盟目前徵收的企業所得稅收入比重則分別為15.1%、30.5%、52.3%及84.1%，數字確實相當可觀且巨大。其中，就個別企業而言，如英國石油(BP)與匯豐控股(HSBC)兩個跨國企業，其一年將額外增加4.9億及42億歐元的稅負成本。總的來說，擁有眾多跨國企業的國家將因此獲得巨額稅收收入，而跨國企業本身因稅負成本提升，企業競爭力也將明顯被削弱。
也因如此，以美國及歐盟為首的已開發國家，才會普遍支持利用國際協調(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來達成課徵全球最低企業稅率的共識。而這也是為何4月初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舉辦的線上演說時特別強調並呼籲，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需要國際間的聯手合作，才能確保跨國企業在公平賦稅環境下競爭。如果只是美國單純在唱獨角戲，效果將事倍功半。
當然，葉倫的說法，美其名是在幫主要國家謀福利，對全球經濟發展有利，但背後真義還是在於美國自身的利益。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於葉倫的大動作呼籲，市場幾乎一面倒地解讀，這是因為拜登龐大的紓困與基礎建設預算，需要大量的財源支持。5月底，拜登提出規模高達6兆美元的預算案，打算重新擘劃、重塑新的美國經濟，問題是，財源從何而來？頻破新高的美國債務能否負荷？拜登並未同步給出明確答案。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就強調，這項預算案是他一生所見最魯莽、最不負責任的預算提案。即便是拜登的部分支持者也認為，這樣肆無忌憚的政府支出，可能會讓美國再度被捲入通貨膨脹的漩渦之中。在這樣的前提下，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的通過實施，或許能解部分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過去伴隨著全球化的潮流趨勢，美國產業空洞化問題一直相當嚴重。企業基於成本效益考量，大舉向外擴廠投資，將生產供應鏈拉得愈來愈長。特別是眾多美企將雞蛋一窩蜂放在中國籃子裡的舉動，讓川普看不下去，陸續提供多項政策牛肉、吸引製造業加速回流，後續也成為民主及共和兩黨共識。而在拜登的重建美好未來計畫(Build Back Better Plan)中，留住本土企業、吸引海外企業鳳還巢，創造本地就業機會，當然也是一大重點。
因此，透過全球企業最低稅率，降低跨國企業海外避稅誘因，自然也有助減少企業出走動機。只是，目前拜登打算全面提升企業所得稅率與高所得家戶稅率以支應龐大預算的做法，如將企業所得稅由21%調高為28%、最高資本利得稅率從23.8%調高為43.4%，恐將讓這部分的誘因，大打折扣。
現階段看來，全球企業最低稅率，無疑仍是大國或已開發國家之間的角力遊戲。不管是接下來要爭取開發中國家或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巴西及印度等)的支持，或是討論那些跨國企業適用與可能的起徵時點，恐怕都還有的談、也需要時間磨合，非一蹴可幾。但很明顯地，這股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勢將影響各國跨國企業的全球布局策略。台商，當然也無法自絕於外。
有鑑於此，即便從現今初步研議的內容來看，對台商的衝擊可能不會太大，比如KPMG就指出，由於台商多為中小企業，不太符合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針對大型跨國企業的課稅標準，且海外台商投資熱點多在東協、中國、美國及日本等地，當地企業所得稅率多半高於目前全球企業稅率標準15%，加上近年來台商已積極回流設廠、調整投資架構，以海外低稅率架構避稅者已減少許多，理論上應不至需要補繳額外的補充稅負，不過台商也不能就此鬆懈，反而更需特別留意，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才不會到時慌了手腳、亂了方寸。
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勿恃敵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超前部署，絕非只是嘴巴說說而已。這恐怕也是接下來台商、甚至是主管機關，最重要的功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