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跟明天,不知何者先到。農曆新年假期尚未結束,當大家都還在為了熬夜追劇打牌而補眠時,遙遠東方已傳來一陣噩耗。NBA傳奇巨星Kobe Bryant因直升機事故,乍然驟逝,讓全球各地球迷哀傷不已。特別是對我們這輩看著Kobe一路打鐵過來的球迷,心情更是難以平復,遲遲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無獨有偶,差不多也是同一時間,鄰近西方爆出嚴重疫情傳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肆虐中國,同時也透過各式各樣途徑,快速擴散至世界各地,造成全球人心惶惶。截至2月12日止,光是中國,確診病例就高達52,526例,其中重症病例8,030例,累計1,367人死亡。2020,看來已注定是個多事之秋。
基於新冠肺炎疫情遲遲無法舒緩,國際機構及各大投行,紛紛下修中國大陸及全球經濟成長預測。不過,預估結果南轅北轍,認為影響程度嚴重及輕微者,皆有之。從表1可以清楚看到,德意志、高盛及野村,都認為對中國首季經濟將帶來1.5%以上的負面影響,而認為對全球經濟影響最劇烈的則是瑞銀,預估將從3.2%劇減至0.7%,減幅高達2.5%。相對地,IMF 總裁Georgieva看法則相對樂觀,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影響輕微,中國甚至將出現「V型衝擊」(亦即短暫下跌後會出現報復式反彈)。誰對誰錯,在還未蓋棺前,尚難以論斷。但可確定的是,短期(一到兩季)衝擊難免,長期則沒有那麼悲觀。
表1 國際機構及投行對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經濟之評估
國際機構 | 對中國衝擊 | 對全球衝擊 |
摩根史坦利 | 首季下滑0.5%-1% | 首季下滑0.15%-0.3% |
高盛 | 首季5.6% → 4% | ─ |
花旗銀行 | 首季4.8% → 3.6% 全年5.5% → 5.3 | ─ |
野村證券 | 首季下滑超過2% | ─ |
德意志銀行 | 首季6.1% → 4.6% | 全年下滑0.5% |
瑞士銀行 | 首季降至3.8% 全年6% → 5.4% | 首季3.2% → 0.7% |
渣打銀行 | ─ | 全年3.3% → 3.2% |
牛津經濟研究院 | ─ | 全年2.5% → 2.3% |
IMF 總裁Georgieva | 全球影響輕微,中國將出現「V型衝擊」 | |
FED 主席Powell | 難以預測 |
資料來源:新聞報導彙整。
2003年同由冠狀病毒引發的SARS事件,或許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回首2003年SARS疫情剛開始發酵時,IMF在4月就將原本年初預測的全球經濟成長率3.7%,大幅下修至3.2%,結果事後證明,這都是恐慌因素造成的短期心理衝擊而已。最終2003年全球經濟成長率不只沒有掉到3.2%,反而隨著疫情逐漸緩和、甚至消除,而逆勢大幅成長至4.3%。當時中國大陸同樣也面臨相同情況,各家預測機構如摩根史坦利、法國百富勤等,紛紛將大陸經濟成長率從原先7%以上大幅下修至6.5%及6.4%,結果最後實際數據出來,不減反增,甚至還創下八年新高的10%。
當然,歷史不見得會重演。沒有人敢保證新冠肺炎可以跟SARS一樣,在天氣轉熱之際就會逐漸消聲匿跡。尤其是近來一些學者特別強調,現今中國大陸經濟結構及環境與2003年SARS時期,時空背景已完全不同,對自身及全球的衝擊程度,自然也難以比擬。例如,2019年中國GDP為99.1兆人民幣,足足是2003年13.7兆的7.2倍,占全球GDP比重則從2003年8.7%攀升至2019年16.7%,更不用說,受疫情影響最直接的服務業,其占GDP比重更從2013年42%快速成長至2019年53.9%,諸如此類等等,都可能加大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但不要忘記,在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大舉擴增之際,其實全球醫學技術也同樣以飛快速度在進步,加上各國過去累積的豐富防疫經驗,基本上都有助阻絕疫情在全球的擴散。因此,即使中國經濟已非吳下阿蒙,但鑑於過去經驗,這類傳染疾病通常不會拖得很久,當下或許還是把它視為是一個短期衝擊就好。就好像黑天鵝那般,倏地一下子出現,倏地又一下子消失。
處在如此高度不確定性的年代,相較於新冠肺炎這隻黑天鵝,2020年真正要注意的,可能還是中美貿易戰這隻已經打滾快兩年的灰犀牛。在今年1月16日中美雙方簽下長達96頁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過去劍拔弩張的氛圍著實緩和不少,也讓許多長期關注此事件的專家學者卸下心防,認為即使後續階段的貿易談判逐步邁入深水區,但基於今年年底美國總統大選勝選考量,川普再動干戈的機會不大。比如美銀美林每月固定公布的全球基金經理人調查報告,最新一次的全球最大尾端風險(tail risk),已由2020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取代連續蟬聯寶座九個月的貿易戰(過去23個月只有3個月不是貿易戰,參見圖1)。
不過,即便如此,必須要提醒的是,對於中美貿易戰這隻灰犀牛,仍不可掉以輕心。因為中美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一個是短期衝擊,一個是長期結構問題。即使中美雙方已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可預見的未來,雙方打打停停將成為常態。特別是彼此之間真正具有高度歧異且難以達成共識的項目,如不公平的競爭條件與環境、以國家力量支持產業發展、甚至涉及到國家政經體制變革的層面等,都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換句話說,中美貿易戰其實就是兩個經濟體制截然不同的大國霸權爭奪戰,而這無疑是大國崛起過程的必經之路。
近年來,類似貿易戰這類由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構成的灰犀牛,層出不窮,對全球經貿的傷害也一點一滴在形成。這樣的事實,從Scott Baker、Nicholas Bloom及Steven Davis三位學者在2012年共同發表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EPU)指數,就可一窺端倪。從圖2可以清楚看到,2016年之前,全球EPU指數鮮少超過200,但在此之後,超過200的月份已愈來愈多(主要為英國脫歐事件影響),2018年第一季之後,更是都在200以上。這不啻也意味著,貿易戰就是造成全球EPU指數飆高的關鍵。
延續EPU指數做法,Hites Ahir、Nicholas Bloom及Davide Furceri三位學者在2018年進一步利用經濟學人資料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建構出一個衡量全球貿易不確定性(World Trade Uncertainty,WTU)指數,可以概略捕抓當前世界各國在貿易政策上的歧異程度。歧異愈大,代表不確定性愈高,反之亦然。從圖3可以看出,自川普當選後所發起的關稅大戰,讓WTU指數呈現垂直式的攀升,從原本多在20以下,到2018年第一季之後就一路飆漲,並於2019年第四季創下歷史新高174.34。高漲的WTU指數,背後意涵的不只是各國要付出更多以鄰為壑的交易成本,也代表全球經濟必須因此負擔昂貴代價。2019年全球經濟成長率3%創下自金融海嘯以來的10年新低,就是最好的例子。
進一步來看,不確定性對全球經貿帶來的影響,大致上可從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兩個層面來加以拆解。首先在實體經濟層面,當企業或廠商面對政策不確定的環境時,會傾向延緩甚至減少投資,同時在人員聘用上會更為謹慎(例如遇缺不補),這都會導致生產動能萎縮,並透過生產函數的傳導機制,對GDP造成負面衝擊。其次在金融市場層面,政策不確定性愈高,會讓投資人更為保守、更不敢加碼投資,無形中自然會對金融市場的籌資功能造成傷害,進而再反噬實體經濟。早先世界銀行提出的一份報告就明白指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每增加1%,全球貿易成長率將下跌0.02%,清楚驗證不確定性與經貿兩者之間的負向關係。
如今全球正處於新冠黑天鵝與貿戰灰犀牛交互襲來之際,不確定性的高漲,實在很難令人對今年全球經濟表現感到樂觀。即使全球各大預測機構普遍認為2020年全球經濟成長率會比2019年來得好(IHS Markit除外),但目前看來,可能都過度高估(其中一個原因是尚未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納入)。以台灣為例,日前主計總處就基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量,將2020年經濟成長目標,從原本2.72%下調0.35%至2.37%。可以預見,接下來全球各大預測機構應該會有一波下修潮,而這也意味著全球經濟表現離年初樂觀預期已是漸行漸遠。只能說,意外跟明天,還真不知何者先到。